“书”以类聚

大凡懂书的人，总会将书划分为三六九等。其依据不仅在书的作者和内容，还有一些外在的、俗成的观念，在选书时起着重要作用。虽然他们身份不同，品位不同，好恶不同，但思维取向却是大同的。

归结起来，人们最看重的两个外在因素，一是出版社，二是图书品牌。说到出版社，主要是对一个行业中“企业品流”的确认。国家评定优秀出版社和良好出版社，就是一种“品质”的排序；据说一些极富活力的民营书商的联合体，每年也要为出版社划分等级，诸如A类、B类等，以此作为进货的依据。对此，评价机制不同，目的不同，结果也不同。而读者品评出版社，最少“计划性”色彩，行政级别、行业分工等也不是依据；它是市场判定与文化评估的综合产物，它无形地存在于读者心中，又在商业化社会中有形地表现出来。再说图书品牌，它表征着哪些出版社哪类书出得最好，像三联的文化生活类，外研的外语教学读物，商务的工具书等等。当然，由于专业的细分，以及阅读目的与层次的差异，品牌的界定会很复杂，像工具书类，进一步的评价又有：现代汉语在商务，古代汉语却在中华书局；权威的英语工具书在牛津，更商业化、多样化和实用的词典，还有柯林斯、钱伯斯、兰登、韦伯斯特等。但是，万变不离其宗，读书人总是在自觉不自觉中，为出版社及其图书品牌进行类分和定位，这也是他们“文化修养”的一部分。

说到这里，我们这些操持书业的人该有些压力了。近年来，市场为我们带来生机，同时也带来不少观念的冲突。它们有些是技术性的，像厚积薄发与急功近利的对峙，可持续发展与市场投机的交错，老辈的文化理性与新生代“规模冲动”的并存等。对此，商场上讲求“胜者为王”，市场份额与回报决定对错；但是作为“内容产业”，尤其是图书的“双重性”特征，却不断地搓磨出版人的柔性。一面是“文化使命”，另一面是“商业目的”，有时出版社在不经意间，就会跌入某种尴尬的境地。在我们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“两手都要硬”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位美国编辑人说，他们也很重视这两者的关系，试图找到它们的“结合”方式，乃至研究“如何协调其内在的张力”。他还率直地将书喻为香肠，“也许你喜欢它的内容，但最好不要看它的制作过程”。因为他不愿把出版人锱铢必较、商气十足的一面暴露给读者。我们毕竟是“做文化”的人。